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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下，有个耳熟能详的观点：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或二度创作。它要求译者忠实地把原作的内容翻译过来，并把其中的意境与美感传达给读者。那么，如何在还原作品的前提下，把语言文字的艺术呈现出来呢？这就涉及翻译准则和翻译策略的问题。
作为“译事楷模”，严复的“信、达、雅”影响深广，被认为是的最高准则。“信”乃忠实于原作，“达”说的是文字表达，问题在于如何理解“雅”。
严复引孔子语“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”作解，谓之“求其尔雅”。孔子的“文”和严复的“雅”应该都说的是文采。那么，何谓“文采”？上网一查，“文采”之出处与含义证例不一而足，这里我们似乎陷入了德里达的意义“延异”之怪圈。与为文相关者，概括起来，“文采”所指有两个面向，一指藻饰，即优美典雅之词句，二指风格。
“雅”往往被理解为华辞丽句的文采。然则“雅”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审美意义上的“雅”，关乎风格。真正的文学是讲究风格的，而文学的风格又是多样的，或阔大沉雄，或清丽婉约，或幽默，或伤感，或阴郁，或粗粝，不一而足。华辞丽句或不失为语言风格之一种，但决然不能代表文学的审美境界。在翻译上，华辞丽句多反映为矫饰，可谓过犹不及。
细究严复的三字标准，“信”其实可以涵盖后两字，不仅是内容上的忠实，也应是表达上的忠实，更应是最高层次的审美境界上的忠实，即风格上的忠实。其实钱钟书先生早就指出，“雅”非“润色加藻”，又说“依义旨以传，而能如风格以出，斯之谓信”。的最大特点便在于此，也是其自身合法性的体现。试想，如果以华辞丽句为准则去译“垮掉派”或是卡佛的“极简主义”（minimalism）小说，会不会荒腔走板，甚至南辕北辙呢？
异化与归化是两种翻译策略。异化强调靠近作者的语境，感受到异国文化的情调；归化则倾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，符合读者的文化价值。文学翻译到底该归化还是异化，向来聚讼纷纭。有各执一端的，也有折中调和的，认为不管归化还是异化，在实际翻译中都不宜也不易一以贯之。
鲁迅偏向异化，有“宁信而不顺”一说，为的是要保存“原作的丰姿”；傅雷主张“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”；钱钟书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“化”，“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，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”